文德泉：第一个中国耶稣会神父

他于1633年5月25日生于澳门，教名为曼努埃尔(埃曼努尔)·德·西克拉(Manuel de Siqueira)。他父亲叫安东尼奥·德·西克拉(António de Siqueira)，是中国人。母亲也是中国人。他的中文名字是郑玛诺。1645年12月20日，一位交趾支那的传教士、耶利会司铎亚历山大·德·罗德斯(又译陆德，Alexandre de Rhodes)神父把他从澳门经陆地带去罗马。

当路过波斯时，同行的鞑靼人认为郑玛诺是伪装的土耳其摩尔人，于是策划在穿过土耳其时劫持他。得知此事后，罗德斯则秘密地把郑玛诺藏到亚美尼亚的多明我会修道院。在那里他住了六个月，还学会了亚美尼亚语。直到1655年元月1日，他才由交趾支那的另一人之传教士、耶稣会司铎佛朗塞斯科·德拉·罗卡(1655)神父带到了罗马。

从1651年10月17日开始，郑玛诺进了桑托·安德雷的耶稣会初学院学习。在初学院学了两年后，他又进入罗马公学学习，先学了一年修辞学(1653-1654)，又学哲学(1654-1655)、物理及自然神学(1655-1656)和形而上学(1656-1657)。

根据规定，这位年轻的神学院修士中断了他的学习，于1657年至1660年在本校教授拉丁语和希腊语的语法及拉丁、希腊文学。

1660年夏天，他来到意大利波伦亚的耶稣会公学继续学习；学了一年的神学后，于1661年末去葡萄牙，进入科英布拉耶稣会公学。

大约是1667年第一季度，结束了三年神学学习之后，郑玛诺被授予司铎神职。

天主教司铎乔瓦尼·菲莱波·马里尼神父，是位在华的传教士。他去欧洲招聘神父传教，后来他如愿以偿。1666年4月13日，在印度总督若奥·努内斯·达·库尼娅(João Nunes da Cunha)的陪同下，乘坐“圣母阿儒达”号军舰启程，一起从里斯本出发的有：马里尼(Marini)，两个中国人郑玛诺和尼古拉·达·丰塞卡 (1)(Nicolau da Fonseca)；比利时的多尔内的让·巴斯特·马尔多纳多(Jean Baptiste Maldonado)；六个意大利人，卢卡的吕多维科·阿齐(Ludovico Azzi)，日内瓦的克劳迪奥·菲莱波·格里马尔迪(Cláudio Filippo Grimaldi)和菲奥·菲莱波·菲埃斯基(Filippo Fieschi)，巴蒂勒莫的朱塞普·坎多内(Giuseppe Candone)达迪奥阿尔詹塔(Datio Algiata)和弗朗塞斯科、卡斯蒂格利亚(Francesco Castiglia)，以及四位葡萄牙人费朗西斯科·达·维加神父(Francisco da Veiga)，雷纳尔多·博尔热斯神父(Reinaldo Borges)，以及神学院的修士托马斯·佩雷拉(Tomás Pereira)和罗东尼奥·杜亚尔特(António Duarte)。

他们一共十四人，后来有两位在旅途中死亡 (2)，其余十二人于当年10月13日抵达果阿。他们在果阿呆了近两年时间，当时因为传教活动在中国各交趾支那都遭到迫害，传教士根本无法进去。

郑玛诺学过卡拉(Canard)语，于是便在印度的查乌尔(Chaul)进行传教活动。终于他可以去澳门了，同行的有菲莱波·菲埃斯基(Filippo Fiescln)，吕多维科·阿齐(Ludovico Azzi)，朱塞普·坎多内(Giusepp Candone)，曼努埃尔·费雷拉(Manuel Ferreira)，弗朗西斯科·达·维加(Francisco da Veiga)和让·安德宁(Jean de Maynin) (3)。他们再于1668年5月14日乘“法兰西贝纳圣母”号军舰离开果阿，两个月后抵达马六甲，逗留了九天又启程，于8月19日在澳门上岸。从果阿到澳门路上走了三个月零六天 (4)。

二十二年前，郑玛诺同交趾支那传教士，耶稣会司铎亚历山大·德·罗德斯神父一同赴罗马时，到过马六甲，时为1646年1月16日，恰值荷兰人占领马六甲的五年之后，他们在那里逗留了一个月。

“我们到达马六甲的消息一传开，人们急忙划着小船靠近我们，爬上我们的船，带着他们的礼物向我们致意、问候。船上挤满了人，每个人都那么虔诚、热切，他们急于希望领受圣事，我们深受感动，感动得流出了眼泪。就在船上，我们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后来他们还祈求我们上岸去，满足岸上妇女们的要求。她们宁愿要200士姑度的罚款：因为荷兰人规定，任何人未经总督允许而私自窝藏神父，一旦被发现即以罚款论处。

但是，神父们决定最好还是满足人民对宗教虔诚的愿望，准备获得官方的认可就到陆地上去，再说，还须提请为船只补足给养。

两天以后，总督终于批淮了上陆请求，但是只允许四个教徒上岸，而且只能在白天，傍晚时必须返回船上。这么短的时间根本不够接待三千多位天主教徒，因为那里已有很长时间没有举行圣事了 (5)，于是我们决定不理睬总督的限制。每次上岸的人数都不止四个，我们被忠实的信徒们悄悄地带进一些指定的 房子，这些房子位于沿海的要塞附近。我们之中的一些人白天有时躲藏在里边，有些人还在里边过夜。

附近的天主教徒们成群结队地涌向这些普普通通的隐蔽的房子，许多信徒为能参加弥撒整整等了一夜。他们这些信徒小心翼翼地保存着进行神的圣事所必要的东西，多年来一直保存着。教徒们长时间地忏悔着，我们静静地听着，为他们举行受圣餐仪式。我们确实被这里善良虔诚的人们对宗教的热情深深地感动了，我们绝对没有想到在这样的宗教修院中人们会有如此高涨的热情。

每当我们的人走在路上，他们就纷纷从家里跑出来，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向我们致以问候，还拿出水果和做弥撒时的圣餐、祭品等。他们一再噙着热泪寻求我们留下来。” (6)

郑玛诺于1668年8月19日回到了他的出生地–澳门，1645年12月20日当他离开澳门时年仅十二岁，还是个孩子。

回到澳门他又开始学习中文，因为都已忘了，他就求学于圣保罗耶稣会学院。马尔多纳多(Maldonado)神父是一年多以前回来的，他就在这所著名的学院为两个班级授课，他写道：“学院开设两种课程：一为中文，二为安南语。”有八位神父学习安南语；包括郑玛诺在内的另六位神父学习中文。

在中国国内，各地掀起一股捣毁教堂的风波，许多修会的神父在广州遭逮捕。唯一能够布道传教的是中国神父罗文藻(Gregório Ló)，后来他被委任为主教。

西西里岛的耶稣会神父普罗佩罗，因托尔塞塔(又译殷铎泽Prospero lntorcetta)，在广州同其它神父一起被捕入狱。由于殷铎泽已被选为去罗马的传教会的代表，他曾试图逃跑，可哪有那么容易呢？为此，他们合谋搞了一个计策；法国耶稣会教徒热尔曼·马克雷(Germain Macret)已被流放到澳门，他自愿顶替殷铎泽。1668年马克雷悄悄潜入内地，替殷铎泽坐牢，殷则成功地出逃去了罗马。

1670年发生了另外一件事：天主教多明我会的多明哥·费尔南德斯·纳瓦雷特(Domingo Fernandez Navarrete)从广州监狱逃跑了，若不是意大利耶稣会教徒克劳迪奥·菲莱波·格里马休迪很快顶替了他，他的逃跑就会给其他被捕者带来严重的后果，因为克劳迪奥没有甚么问题。

外国传教士不是被驱逐出境就是被抓进监狱，传教团也被迫离开，只有中国神父罗文藻可以在中国境内到处传教。他是第一个被委任为司铎的中国人，郑玛诺是第二个。那个时候，只有他们两位被允许在中国传教。

这个问题曾在广州被捕的传教士们中间严肃认真地讨论过，后来在澳门郑玛诺与他的同事们，即耶稣会教徒们也讨论过同样的问题。包括郑玛诺在内，一致同意推荐殷铎泽神父做代表将此问题提交罗马教廷 (7)。当时郑玛诺神父向总会长写了内容相同的呼吁书，内容如下：

目前如欲使当地教友们能继续获领圣事，除派遗本国神父以外，别无他途可循。他们极易化装潜往各处，而欧洲人则绝对办不到。本会省会长对此事已有所了解，但无人可以派遣，因为过去不愿录用中国司铎。当此紧急关头，非本司铎则不足以挽救危机局势。根据我的判断，此事如果不迅速采取措施，以往的传教事业将付之东流，成为泡影。

关于郑玛诺对上级教会的批评，弗兰西斯·罗列奥(Francis Rouleau)本人评论道：“这个问题要比经验不足的郑玛诺所想像的要复杂得多，他对上一级在这个问题上的批评是欠稳妥的。原则上大家都同意需要有一个中国传教士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教堂。但是，由于在天主教教徒团体比较小，思想上、习俗上影响不深，非天主教的社会基础太广，所以很难找到伦理上正直的人选；当时又没有一个新派的天主教学校，只有为数极少的神父担负着教育的任务，他们超负荷地工作着，这一切就是征结所在，都是实际困难，这甚至使最同情本地化计划的人也感到不安。最有名的律师乔瓦尼·多米尼克·加比亚尼 (8)(Giovanni Dominico Gabiani)在修会省副会长向罗马总会的一份报告中悲伤地说道：“六年前我们就已竭尽全力寻找一些品德优良的成年，诚心诚意地帮助我们建立伟大的天主教会，加入天主教和培养成一位司铎。但是，符合这些条件的有教养的教徒太少了，困难之大、之多……，后来经过千辛万苦和不懈地努力，我们只能接纳一个。”(加比亚尼，修会省副会长，1681年12月11日，《致奥利瓦(Oliva)，日本–中国》，第163册第163页)。面对这种情况，加比亚尼坚持接受青年人。他主张接受一些出身于有地位的天主教家庭的有希望的男孩子，趁他们还年轻教他们学习天主教道义和语言(中文和拉丁文)，这在神学院或宗教学校都是最基础的教育。他本人在中国的南京–这个人口多、修会团体又热情的城市就那样做过。但是，尽管他满腔热情全心尽力接受了一些年轻人，可试验结果令他们大失所望。

新任修会省副会长，法国的让·瓦拉(Jean Valat)在向罗马汇报加比亚尼所做的上述努力时就坦率地说，这种方式是徒劳的：“经验告诉我们，修会省副会长花钱在此培养那些年轻人是徒劳无益的。”有四个南京的修道生，寄宿受训了两年，第一个因道德品质败坏被赶了出去，第二个因天资差被遣返回家，第三个虽表示非常愿意入会，但是个平庸之辈，毫无才气可言，而第四个虽然很想升到司铎之位，终因太骄傲自大而被淘汰，没有接受他。“我们没有有更好的消息。” (9)(瓦拉，1685年3月，《致夏尔·诺耶耶(Charles Noyelle)，日本–中国》第163卷273页)。

郑玛诺学习了中文以后，于1669年底，可能是由他的助理兄弟安东尼奥·费尔南德斯 (10)(António Fernandes)陪同，化装后进入广州。天主教已于1665年1月4日被当局四个摄政者废除了，传教士们均已于1666年被流放到了广州。

当时只有中国籍的多明尼会修士罗文藻在各省活动。中国籍耶稣会教徒郑玛诺没有像罗文藻那样选择北方城市进行传教活动，而是留在广东省。1665年，广东和海南岛属于日本省会，郑玛诺就选择了这个省。1669–1670年期间，郑玛诺在广东进行传教活动。由于广大传教士遭受迫害，只有两名耶稣会教徒在活动。他们三人给五百名儿童行洗礼，这些儿童都是他们的父母亲把他们放在河边的。他们三人还给许多成年人行洗礼，到1670年，人数已达150人。

在北京只有三位搞数学的耶稣会教徒：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利类思(Luigi Buglio)和安文斯(Gabriel Magahāes)。有一位伟大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耶稣会司铎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是德国人，自1661年满清皇帝顺治(Chuen-Tse)死后，他渡过了一段艰难的日子。顺治皇帝自1651年占领广州后一直统治着全中国。当他的儿子康熙(Kang-hi)幼年时，创立了四摄政者法庭，把汤若望抓进监狱，于1664年11月12日判处死刑，可不久又被释放了，1666年8月15日汤若望忧郁而死去。康熙于1667年8月25日登基立位，届时仅14岁。现在是历史嘲弄了他，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汤若望是他父亲顺治皇帝的私交，而康熙又想兴起耶稣教。他贬黜两位摄政者，恢复耶稣会教徒在清朝廷的数学地位。1671年3月，他允许神父可以在广州进行他们的传教活动。在澳门，人们唱着“谢主颂”。同年9月8日，即圣母诞生之日，传教士们兴高采烈地走上街头，沿着河边进行隆重的宗教。

神父中的两位伟大的数学家受到了特别的荣誉：意大利的闵明我(Clàudio Filippo Grimaldi)和奥地利的恩理格(Christian Wolfang Henriques Herdtricht)被派往北京任职。他们乘坐一条特殊的船只，船上张灯结彩，并特别悬挂着“举取进京”四个大字的大旗。郑玛诺也在这条船上，怹不是以传教士的身份进京，而是以相公的身份进京，他是朝廷两个数学家的中国文书。途中郑玛诺重病缠身，因为冬季十分寒冷，闵明我也病倒了，只得由恩理格照顾他两个人。郑玛诺不得不停止旅行，上岸就地休养。另外俩人继续北上，于次年二月初抵达北京；可闵明我休息了半年才恢复元气。郑玛诺患的是肺结核，春后才离开疗养院。到了北京也还没痊愈，挣扎了一年以后，终于在1673年5月26日病逝。

弗兰西斯·罗列奥对郑玛诺最后一年的生活作过详尽的描述，现引用如下：“他来到北京，隐名埋姓，深居简出地过日子。谁也不知道他是谁，皇室官员们也不知道，没有皇家任何公文，只是不把他当做长着大胡子的外国人。确实如他所希望的那样默默无闻地生活着，隐藏在西方天文学家丝制的宽大外衣里面，他们这些天文学家参预皇事，他们的名字载入教会史册，他们的名字和事绩将在欧洲公布于世。事实上，他们从一开始就参加了在中国进行的伟大的宗教传播活动。相反，同他们一起生活的中国神父，是同一修会和同一修会团体的成员，他在活着的时候反而被轻描淡写地提过一下，而在死后，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便把他忘却了……。”

“当南怀仁安装他的六分仪用来测定星体，安文思模仿制作精巧的天体，用它来辐射棱镜的千种颜色，恩理格制作的仪器及装置等，深得当朝皇帝和臣子们的青睐以至心醉神迷时，那个瘦小的中国耶稣会教徒每天都在邻近的城镇乡村进行着非常平凡的宗教仪式活动，尽他最大的努力传授教义和为人们行洗礼，以及其他圣礼圣事。他的教徒中有许多人同他一样，出身贫寒，为了他们，他同他们渡过了一生中最艰难的日子。” (11)

郑玛诺死于1673年5月25日，享年仅四十岁。安文思神父在给副巡视耶稣会司铎雅克·勒富尔神父的报告的最后一部分中写道：“对郑玛诺神父之逝世殊深悼惜。他确实为中国的光辉和荣耀，是一位奇才。北京对他的疾病固然不利，但在其他地方也不可能拖延更久；因为他抵京时，确已病入膏肓，肺已全部腐烂化脓。请速培养中国司铎(我们也在此方面努力)，以使郑玛诺神父后继有人，郑玛诺神父在天之灵亦为此求主。”

杜宁·斯波特(Dunin Szpot)在发表了一条关于郑玛诺的短消息之后说：“郑玛诺神父……到京……在很短的时间里便达到了完美，用他的美德和忘我工作，渡过了一个充实的人生，他被安葬在北京阜城门外，京城的教友们都非常怀念他。” (12)

在北京萨拉公墓，他的坟墓石碑上，刻着下列碑文：“郑玛诺神父，中国人，祖籍澳门，幼年赴罗马，在该地入耶稣会，与耶稣会华籍会士首先荣登铎品者，以优异成绩修毕神哲学后，返国传教。卒于北京，时为西元1673年5月26日，享年三十有八。”

(1)尼古拉·达·达塞卡(NICOLAO DA FONSECA)生于澳门，父母均为中国人，被马里尼带到欧洲，1666年他25岁时在里斯本加入耶稣会。离开耶稣会后，被委任为司铎，在交趾支那传教，在该地捍卫葡萄牙教会和耶稣会，反对由教廷传信部派到那里的法国宗座代牧主教。丰塞卡写了一篇论战专论，题为：“关于交趾支那迫害法国牧师的一百二十页中的一百二十个谎言。”西诺阿(SINOA)城，交趾支那王国宫廷，1708年7月31日。(罗马，国家图书馆，吉斯(Ges)藏着，39分册第1256页)。丰塞卡神父签名“使徒传教士”，那时年约60岁。

(2)其中之一叫卜斯蒂利亚(Castiglia)，访莫桑比克时死于8月28日。另一位叫阿尔吉阿塔(Algiata)，死于离开莫桑比克之后天，时为9月17日。

(3)比利时的海宁(Haynin)同里斯本的其他人同行，但是因后来病，一年之后才起程赴果阿。

(4)据记载马尔多纳多(Maldonado)于1667年1月29日离开果阿，在巴塔维亚(Botaria)逗留一个月，乘弗朗西斯科·维埃拉·德·菲格雷多(Francisco Vieira de Figueiredo)的圣·米格尔(S. Miguel)号船，于同年1月29日抵达澳门。1673年5月去暹罗，1684年回到澳门，1678年又去暹罗，1694年回到澳门，用拉丁文措述了圣若奥·德·布里托(S. joão de Brito)之死，题为《著名的决斗》。1696年去柬埔寨，1699年8月5日死在那里。

(5)不久前，费尔南多·曼努埃尔(Fernando Manuel)在那里传教，并于1665年3月从澳门去马六甲，一直住到1666年。1665年耶稣教神父德罗·德·梅斯基塔(Pedro de Mesquita)和曼努埃尔·恩理格(Manuel Henrique)曾秘密地在那里进行过传教活动，他们俩人是1651年离开澳门的，在那里工作了两年，后来被捕，在狱中渡过年了两年多的时间。恩理格神父于1623年生于蒙特莫尔(Montemor)，1641年乘船去果阿。他同郑玛诺神父一起到过马六甲(1651-1655年)，澳门(1657年)，印度(1671年)；他当过印度孟买附近班多拉(Bandorá)城的耶稣会代表(1673年)，1690年10月出任中国和日本驻果阿的代表。梅斯基塔神父于1655年12月25日写给葡萄牙罗马的司铎，弗朗西斯科·塔澳拉(Francisco Tàvora)神父的一篇很长的报告中用叙述诗的形式这样描述马六甲：“关于1651年从澳门学院派往马六甲城和要塞的彼德罗·德·梅斯基塔神父和曼努埃尔·恩理格神父所进行的新使命。”(耶稣会在亚洲，49-W-52，第5-39页)。

(6)耶稣会司铎弗兰西斯·阿·罗列奥(Francis A. Rouleau)所着《耶稣会的第一个中国籍神父郑玛诺(1633-1673)》(《耶稣会史料杂志》节选，第28卷，1959年，罗马)。

(7)1667年，耶稣会司铎弗朗西斯科·德·罗治蒙特(Francisco de Rougemont)就写信给总会长若奥·保罗·澳利瓦(Joã Paulo Oliva)，要求用中弥撒，过去比利时神父南怀仁和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就曾建议过：“教育中国神职人员，最好用中文来代替拉丁弥撒和圣事。”1615年3月26日，应金尼各(Nicolau Trigault)神父的请求，宗教裁判所同意用中弥撒，这项通论被证实，并刊登在同年6月27日的罗马教皇的敕书上。当时的情况还不允许执行这项通论，只是在第二届梵帝冈大公会议之后，也就是三个世纪之后才得以执行。

(8)乔瓦尼·多米尼克·加比亚尼(Giovanni Domenico Gabiani)，1623年4月23日生于法国尼斯，1639年9月15日入耶稣教，1655年3月23日里斯本乘船，于1656年抵达澳门，在中国的许多地方传教，后又被流放到广州(1665-1671年)。任澳门修会省副会长(1680-1683年和1689-1692年)；1684年至南京，创办了一所修道院。1694年12月24日死于杨州府。他的著作有：《中国教堂礼仪(1680年)》和《关于不强迫使用拉丁语的事实》。(耶稣会司铎，约瑟夫·德黑尔格(Joseph Dehergne)，《1552年到1800年中国耶稣会汇编》，罗马，1973年，第104页)等。

(9)瓦拉，1685年3月，“致夏尔·诺耶耶，日本–中国”，第163卷273页，摘自罗雷奥(Rouleau)，第39页。

(10)安东尼奥·费尔南德斯(Antónic Fernandes)，大约1620年生于澳门，父母都是中国人，以助理兄弟加入耶稣会；给与传教士们很大帮助，后来死于广州。他待人仁爱、宽厚，一直照愿卡洛·德拉·罗卡(Carlo della Rocca)神父，卡洛神父死于1670年6月10日。

(13)根据耶稣会司铎弗兰西斯·阿·罗雷·奥神父所着“第一个中国籍神父郑玛诺(1633-1673年)”和《耶稣会史料杂志》，节选，第38，卷，1959年，罗马)。